二二四章 河南大灾 利剑怒
本来不想发这章,但是看到那些悲惨的历史资料,心中悲愤莫名,为什么从古至今,一旦发生战争,受到伤害的永远是老百姓?天祸?人祸?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尽心酸。
历史中河南大灾所发生的一切,我不禁大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汶川、玉林。。。。。。。大地震,是谁将子弟兵派上了抗灾前线,是谁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泱泱大中华,在危难之际绝对是最团结的民族。
“忽忽!”无尽的板砖。
“饿,好疼。”艰难的站起中。
“唉,二十一世纪对华夏百姓来说,是一个仁慈的世纪!”
此章节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资料,整理了三天,逐一删选,挺辛苦,感觉比写一万字还累;手好酸,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特意加发免费章节,勿忘国耻!在这里非常感谢虎穴屠龙,卫彬,沉默之虎01,独孤者,谢振宇,409798966,晚上军人,qxkk77,次仁多吉,村长快乐的地盘。。。。。。。。。。等等读者,还有很多亲们,字数有限,就不一一感谢了,在这里要说的是:“谢谢!你们就是我写作的发动机!”言归正传,让我们一起扬起中华民族的利剑收台湾、战四平、下武汉。。。。。。。。
“嗡!”“看!灰机!”“呜呜呜!”“日!”“轰!”
硝烟中闪出啪啪啪闪出一排金光闪闪的大字:废话太多,挨炸;警告所有码字的,写凑字数骗金币,咔嚓!
左参谋心情沉重的走进指挥部,将一沓信纸递给高强道:“这是攻击平顶山方向的二野军,将一路所见所闻汇集成报告以书面形式送到了指挥部。”
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情在一张张纸上出现:“1941年河南大灾荒爆发,灾情严重程度空前绝后!”
“41年初,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
“至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100多个县,大部分被日军侵占。”
“一春不雨,麦收平均只一二成。麦收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寄托希望于秋收。谁知一夏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枯死,晚收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而并不结实生籽。”
“这次大旱涉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其中黄河沿岸、丘陵边缘等20余县为重灾区,全省因干旱面积约为6000万亩。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满山遍行,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立被吃光。”
“时值盛夏(1943年)早晨7时左右,一种簌簌的声响隐隐约约响起,像极快转动的纺车声,由远及近蔓延开来。“蝗虫!蝗虫!”早起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翘首远望,面色恐怖。只见离地面仅三四米高的飞蝗群落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飞蝗如黑云压城,来往盘旋,近过之处,转眼鲜润的谷子、玉米被剃成了“光杆司令”。
老人们回忆起光绪三年的灾荒,认为这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蝗虫毫不留情,成熟待收的麦子被劫掠殆尽,吃去了大半。世代靠天吃饭的农民,眼巴巴瞅着这群害人精,毫无办法。”
“11月,灾情渐重。巩县喂庄、罗口、常村,坞罗等许多村庄,十家竟有七家封闭门户,外出逃荒。死寂,笼罩着许多村庄。往哪儿逃呢?有到宜阳、洛宁、卢氏的,有到陕西华县、三原的,他们生死未卜。”
“1942年春天到秋天,时隔不到半年,灾情更为严重了。主食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就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特别是榆树皮被剥得净光,然后磨成面来吃。
树皮吃光了,人们就把麦秸、谷壳、干了的草根和水藻,都被磨成面后拿来果腹,有的人靠拾雁屎、挖草根、刨滑石、挖野菜糊口,许许多多大人小孩出现了中毒和浮肿现象,饿死在村边的人很多。
在逃荒路上,肚子膨胀,像“鼓”一样,沿途逃荒的人,见得多了,麻木了。逃啊逃,走啊走,不知走向哪里。好像双腿已上了发条,只知不停地走啊走。倒下去的就永远倒下去了。
仅崇仁、敞西乡之间,死尸就有25具,亲人哭干了眼泪,行人哭断了肝肠。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十室九空,卖儿卖女,路有死骨。”
“这。。。。。。这是在我的祖国发生的事情?”高强不可思议的看着沉重如山的几张信纸,心中掀起滔天巨浪。
“特勤部,特战大队立即奔赴各地,展开实地调查!我需要真实的情况。”高强在心中不停的呐喊:“这不是真的!绝对不可能!”
三天以后,张国红将一沓资料交给高强,语气沉重:“很多东西根本不用调查,随便找些本地百姓和报纸就能知道,剑四他们和二野了解的情况差不多,我们特勤部更深一步挖掘,此次大灾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为了避免日寇残害百姓,我军一直远离村庄和县城急行军,其实我们是多此一举,很多村庄都是无人村。”正是这些资料引起了高强的滔天怒火。
一沓信纸慢慢翻开,血泪斑斑的残酷事实一一展现。
“1941至1942年河南特大灾荒中,河南3000万人民逃离河南的大约两三百万,饿死病死的竟也有两三百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时衰世乱,人祸天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很多,没想到这一幕发生在我们眼前,可悲,可叹!”张国红本人心似钢铁,见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是凄然泪下。
翻开被眼泪湿润的第二张纸,悲戚的声音再度响起:“河南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区,历史上物产富饶,人烟繁盛,千村万镇,炊烟袅袅。据统计,抗战爆发前,人口约3000万,然而,“苛政猛于虎”,即使在这样的灾荒之年,政府也照样征粮不息。
到1942年秋天,河南人民已面临全面饥荒。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为应付此事,拨了2亿元纸币做救济金,但有钱无粮,河南人民仍挣扎在死亡线上。”
“据统计,从1942年秋天到次年3月,国民党政府只供应了1万袋大米、2万袋杂粮,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即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1000万人,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粮食!”
“为了活下去,农民们开始逃难,他们露宿在车站旁边的地下,等候下一辆火车把他们带到西边,带向食物。其中大部分人来时所坐的火车,曾经在黑暗中被日军的炮弹偷袭过。
敞车、有盖火车、破旧的客车塞满了人:人们靠在一起,紧张地坐在车顶上,火车冲过危险地带时,紧抓着车顶的手指变得麻木了。体弱年老的人,就倒在了火车钢轮下面。不过大部分的农民,或步行,或坐骡车,或推小车来到这里的。”
“不断涌来难民的路上,到处是血肉模糊的肢体。郑州车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难民们在这里密集着。”
“人群里弥漫着难闻的臭气,浸染了早晨的新鲜空气。难民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飘摇着。人们的呼吸,汇成了发着水蒸气的烟雾,鼻子流着清水。在萎缩的脸孔上,眼睛似乎是黑暗的伤口。脚是用破布包的,他们的头上则围着褪色的手巾。”
“从八月份起,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
“悲愁和霜雪已经把难民们冻成缄口无言的一群。他们提起了这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机械地、步履艰难地走向远方。
在远古时期,原始的人类也许就是这样从寒冷和饥饿的史前土地上,迁移到有食物和温暖的土地上的。路上的人群,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男的推着小车子,女的则在前面用一根绳拉着,坐在零乱物件上的孩子,有的闭眼沉睡,有的高声大哭;或者女人横坐在骡子上,怀里抱着孩子,而父亲则在后面赶着骡子;年轻人单独走着,步子较快,把所有的家当都用包袱包着扛在肩上。”
“路边简陋的坟冢,埋葬了在这里倒下的衰弱的人们,寒冷的风从灾荒区吹过来,扬起尘土,把他们追逐到黄色平原那边。逃荒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星期。”张国红的声音到了这里变得飘忽起来,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当时在其他地方救灾时候的情形,比起这来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哗啦!”第三张纸展开:“路上每一个大城镇,至少有一家饭店开着,供给那些钱袋还很满的人们。在那里,饥饿的人们站在炉子旁边,发抖地闻着食物的香味;他们的眼睛跟踪着富人们每一口热气腾腾的饭,从嘴到碗,从碗到嘴。在街上,小孩子们沿街讨饭,他们泪痕满面,脸色乌黑,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这些瘦得不成样子的孩子,头发干枯,肚子鼓胀。”
“妈的,这些混蛋就是看不见路边可怜的孩子!人性啊!”高强叹息到,后世何不是如此,倒地的老人没有人扶,送到医院已经断气,被车撞击的小女孩躺在血泊中,没有去抢救,当时从网络上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一直都在疑惑这还是善良的华夏民族吗?
张国红低沉的声音继续萦绕在指挥部:“小村庄比市镇更可怕。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门和窗户是钉死的,街道上不断的有人死亡。很多人躺在潮湿的泥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小贩在出售树叶子,一块钱一把;挖着坟冢的狗,把人的尸首翻了出来;蓬头垢面的人们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水上的青苔。”
“郑州城已是一个白色的荒冢,被僵死的氛围笼罩着。在战争和灾荒之前,该城有12万人,现在已不到4万人。
该城曾经被日军轰炸、炮击和占领。瓦砾堆在沟渠上,房子没有屋顶,向天空张着口。街道上,偶然有零星的人,穿着抖动的破衣,蹒跚地走着。
灾荒发生后,强壮的人都逃走了,目前留在这里的老的老、弱的弱。他们削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做食物吃;有的人把新麦连根拔起做食物;有的人把花生壳捣碎来吃;甚至把泥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
“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国红顿了顿口音,开始讲诉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找食物,非常疲倦了,母亲叫两个大孩子到下面一个村子里去找,等孩子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孩还在吮吸着死去母亲的奶;有的父母不愿看到孩子们被活活饿死,只好忍着泪把他们杀死;有个妇人在自己的孩子死后将其煮着吃了;还有一个女人由于饥饿难忍,割掉了死去丈夫的腿煮着吃;一些体弱的难民在偏僻的路上被抓住杀掉吃掉……饥饿使人们失掉人性,为了生存,发生了吃人的现象……”讲着讲着,张国红语气哽咽,声音似乎激烈起来:
“此次大灾,国民党也难逃其咎,他们封锁消息,漠视民命、救灾不力,是导致民众死亡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形同土匪的军队以及特务流氓横行霸道,加重了已有的灾情。时人谓曰“特务满街走,人命不如狗”。特别是汤恩伯的部队,被河南人民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
“一位老乡告诉讲诉的一些事情,感到难以置信,等到特勤32号回来后,告诉我他亲眼所见的事情,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国民党设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确定了救灾方针并制定了具体救灾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其他力量所不能代替的。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官员在赈灾救济中贪污、克扣、盗用钱粮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酿成了许多政治丑闻。重庆国民政府甚至利用饥荒来发财,侵吞海外捐款!
汝南县仓库主任付伯明,把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信手挥霍,盗用一空。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000斤。
“‘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善良的百姓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这些该死的东西统统该杀!碎尸万段!”
“可悲的是,1日军5万余人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这就是国军,这就是冠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样的党国,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简直没有天理!
可笑的是日本人竟然用这些粮食在灾区赈起了灾,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可怕啊!真是可怕!这些直接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反过来亲近日本人。”张国红说到这里不寒而栗。
“国民党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
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缴获他们的枪械、大炮和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
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逼粮催款,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弃城而逃。
逃跑的路途中,其手下的士兵抢夺难民的财物,打死难民张大娘,抢走其女儿小梅。老百姓痛恨这些士兵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缴了他们的械。
赵东威异常愤怒,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枪杀了3600多名群众。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包围了28师,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
“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总目直闯,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
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妈的!这是人话吗?”高强愤怒的喊道,对这些伪军深恶痛绝,恨不得全部毙掉。
“反过来,看看小鬼子是究竟是怎样救灾的。旱灾、蝗灾、水灾接踵袭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在此情况下,日伪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振济委员会。1942年旱象初显时,省府带头祈雨,引得各地争相效仿,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
1942年7月26日至28日,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各宗教团体建坛祈雨,诵经祈祷;祈雨期内禁屠三天,并布告商民;每街要设置水缸,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沛然下雨”的标语。
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并派员前往邯郸,迎请祈雨铁牌”,结果歪打正着。《新河南日报》便大肆鼓吹,认为是“至诚感召,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
1943年8月3日,伪省长田文炳为了“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发起祈雨运动,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号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
日伪媒体也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田文炳省长,深为关怀民瘼,爰发起祈雨运动,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率领全署职员,虔诚祈雨,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凉风四起,阴云密布,刹间即豪雨如注,炎热之气为之顿消,此真所谓上感苍穹,至诚格天也。”
“华夏农民非常迷信,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骤获甘霖,秋禾不无润苏,故莫不欣喜雀跃,感念田氏不止云。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
日伪政府从上到下不谋救灾良策,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只能靠迷信活动愚弄民众,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
“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开展了急赈放款、设立粥厂、收容难民等救济活动,减免农民的征粮,限制打击高利贷,开展募捐等活动。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配给制”。
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
在此“配给制”下,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甚至连牛马都不如,“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三岁或六岁以下,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
“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其余大批粮食,日军就无代价的送往平津,或其他地方,供养其士兵或出卖。”
“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打击游击队,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日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更不可能得到救济。
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笼络民心。1943年5月20日,受日伪政权所控制的《申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老百姓的心中,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其实,日伪“配给制”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大搞迷信,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我华夏文化的卑鄙手段!”
“灾荒的严重已经使灾民失去了本来的良知。当灾荒的打击使他们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便不再顾及他们的亲生骨肉。不但各地弃婴盈市,而且灾民木料烧死童争食。
灾情的惨绝使各地割食人肉之事屡见不鲜,确山县练河乡第十保周井村东河内于民国32年三月六日雪后发现饿毙尸体一具,年约四旬余,男孩,该村灾黎闻知纷纷割取尸肉煮食。
该县界牌西三里小李庄有李张氏者年逾半百,仅有二子一女,家贫久未举炊,三月三日晚将其三岁弱女遗弃道旁,希望有好心人将她带走,不料被其邻人张某拾取煮食。恰巧有人到张某家借物,问他在煮什么,张说是狗肉。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大吃一惊。灾情之惨不忍卒闻。”
“可狠的是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常来往洛阳、叶县之间。他竟然强迫民工,义务劳动,分段整修,并且派人监工。某段完工,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即不给以竣工证明,使民工长期驻守,不敢离去。沿路居民,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1943年春,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灾民大批死亡之时,汤恩伯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以工代赈”,大修黄河。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入伍时几十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犯人对待。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枪毙。
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1942年河南饱受水、旱、蝗灾,国民党驻军汤恩伯部却又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使河南灾上加灾,成为水、旱、蝗、汤四大灾。
所以有识之士品论:“可以说,军阀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频繁不息的战乱,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种种加诸于百姓的有增无间的差役负担,是这次灾荒孕育、进发、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人祸’。”
“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二人接管亿救灾款后就开始营私舞弊,投机倒把。他们做了几次大生意,赚够钱了,到1943年麦收时节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经过分发手续,到灾民手里已经是吃到了新麦。
麦前麦后,粮价差别很大,灾民不愿要高价平粜粮。政府强迫灾民接受,结果等于又给了灾民一次摊派款。”
“日军侵犯豫中、豫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临战溃逃,望风披靡、不战而逃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
恶果产生了,对国军恨之入骨的河南百姓,举着猎枪、菜刀,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对灾民仍是差捐频仍,不断掠夺粮食,山上有杂牌军、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黄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惨啊,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华夏还有这样的地方。”张国红再也念不下去了。
“咣当!该死的汤恩伯,该死的吸血鬼!”高强发出怒吼,眼角迸裂,流出了血泪。
“该死的国民党政府竟然封锁消息!如此惨景发生我华夏大地!我利剑军枉自号称为国为民为百姓,愧煞!愧煞!”
“命令!华北、山东等地,凡我利剑军和共产党所控制区域,立即聚齐物资,连夜开拔,救灾救民!动员所有车辆,军队暂时停止对日攻击,所有人员口粮减半,一切赈灾为主!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百姓吃上饭过上安稳的日子。”
“电令罗高公司,加大购买粮食力度,力所能及的采购,即日起运!”
“电令缅甸人民政府军组织救灾物资。”
“电令野狼军团停止对日打击,调集所有军舰参与物资运输。”
“电令蒙古政府立即组织救灾物资,向牧民购买牲畜,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情况下,有多少收多少!”
“经济区各大医院抽调力量在河南各地展开就诊,一切免费!”
“教育部门立即赶赴河南各地,展开国民教育!所以一切按照经济区实施!”
张国红看着高强的大手笔,担心的说道:“这么大动静,我担心我们的经济会崩溃,根据情报显示,湖南等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崩溃不会,最多就是世界更乱一点,老子有的是钱!哼,国外的粮食价格肯定会出现动荡,我管他们死活,只要我华夏百姓得救,再大的罪名我也能背。”说完后,高强脸上闪现一丝狰狞。
“特战大队、近卫军即日开拔,给我扫遍河南残余日军、伪军,凡是有在大灾期间迫害百姓的,都给我就地击毙!各城各县凡是发现有囤积粮食之商户,全部没收赈灾!汉奸发现一个击毙一个,我们看来还是心软了,这些畜生比之日寇更为可恨!更该死!”
利剑最高指挥部一声令下,国际上风起云涌、粮价爆长,华夏各处战场的枪炮声陡然停止!
硝烟被一辆辆汽车、火车冒出的滚滚浓烟替代,喇叭声,车轮声响彻华夏大地,无数的物资开始向河南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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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情在一张张纸上出现:“1941年河南大灾荒爆发,灾情严重程度空前绝后!”
“41年初,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
“至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100多个县,大部分被日军侵占。”
“一春不雨,麦收平均只一二成。麦收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寄托希望于秋收。谁知一夏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枯死,晚收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而并不结实生籽。”
“这次大旱涉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其中黄河沿岸、丘陵边缘等20余县为重灾区,全省因干旱面积约为6000万亩。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满山遍行,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立被吃光。”
“时值盛夏(1943年)早晨7时左右,一种簌簌的声响隐隐约约响起,像极快转动的纺车声,由远及近蔓延开来。“蝗虫!蝗虫!”早起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翘首远望,面色恐怖。只见离地面仅三四米高的飞蝗群落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飞蝗如黑云压城,来往盘旋,近过之处,转眼鲜润的谷子、玉米被剃成了“光杆司令”。
老人们回忆起光绪三年的灾荒,认为这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蝗虫毫不留情,成熟待收的麦子被劫掠殆尽,吃去了大半。世代靠天吃饭的农民,眼巴巴瞅着这群害人精,毫无办法。”
“11月,灾情渐重。巩县喂庄、罗口、常村,坞罗等许多村庄,十家竟有七家封闭门户,外出逃荒。死寂,笼罩着许多村庄。往哪儿逃呢?有到宜阳、洛宁、卢氏的,有到陕西华县、三原的,他们生死未卜。”
“1942年春天到秋天,时隔不到半年,灾情更为严重了。主食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就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特别是榆树皮被剥得净光,然后磨成面来吃。
树皮吃光了,人们就把麦秸、谷壳、干了的草根和水藻,都被磨成面后拿来果腹,有的人靠拾雁屎、挖草根、刨滑石、挖野菜糊口,许许多多大人小孩出现了中毒和浮肿现象,饿死在村边的人很多。
在逃荒路上,肚子膨胀,像“鼓”一样,沿途逃荒的人,见得多了,麻木了。逃啊逃,走啊走,不知走向哪里。好像双腿已上了发条,只知不停地走啊走。倒下去的就永远倒下去了。
仅崇仁、敞西乡之间,死尸就有25具,亲人哭干了眼泪,行人哭断了肝肠。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十室九空,卖儿卖女,路有死骨。”
“这。。。。。。这是在我的祖国发生的事情?”高强不可思议的看着沉重如山的几张信纸,心中掀起滔天巨浪。
“特勤部,特战大队立即奔赴各地,展开实地调查!我需要真实的情况。”高强在心中不停的呐喊:“这不是真的!绝对不可能!”
三天以后,张国红将一沓资料交给高强,语气沉重:“很多东西根本不用调查,随便找些本地百姓和报纸就能知道,剑四他们和二野了解的情况差不多,我们特勤部更深一步挖掘,此次大灾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为了避免日寇残害百姓,我军一直远离村庄和县城急行军,其实我们是多此一举,很多村庄都是无人村。”正是这些资料引起了高强的滔天怒火。
一沓信纸慢慢翻开,血泪斑斑的残酷事实一一展现。
“1941至1942年河南特大灾荒中,河南3000万人民逃离河南的大约两三百万,饿死病死的竟也有两三百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时衰世乱,人祸天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很多,没想到这一幕发生在我们眼前,可悲,可叹!”张国红本人心似钢铁,见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是凄然泪下。
翻开被眼泪湿润的第二张纸,悲戚的声音再度响起:“河南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区,历史上物产富饶,人烟繁盛,千村万镇,炊烟袅袅。据统计,抗战爆发前,人口约3000万,然而,“苛政猛于虎”,即使在这样的灾荒之年,政府也照样征粮不息。
到1942年秋天,河南人民已面临全面饥荒。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为应付此事,拨了2亿元纸币做救济金,但有钱无粮,河南人民仍挣扎在死亡线上。”
“据统计,从1942年秋天到次年3月,国民党政府只供应了1万袋大米、2万袋杂粮,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即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1000万人,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粮食!”
“为了活下去,农民们开始逃难,他们露宿在车站旁边的地下,等候下一辆火车把他们带到西边,带向食物。其中大部分人来时所坐的火车,曾经在黑暗中被日军的炮弹偷袭过。
敞车、有盖火车、破旧的客车塞满了人:人们靠在一起,紧张地坐在车顶上,火车冲过危险地带时,紧抓着车顶的手指变得麻木了。体弱年老的人,就倒在了火车钢轮下面。不过大部分的农民,或步行,或坐骡车,或推小车来到这里的。”
“不断涌来难民的路上,到处是血肉模糊的肢体。郑州车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难民们在这里密集着。”
“人群里弥漫着难闻的臭气,浸染了早晨的新鲜空气。难民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飘摇着。人们的呼吸,汇成了发着水蒸气的烟雾,鼻子流着清水。在萎缩的脸孔上,眼睛似乎是黑暗的伤口。脚是用破布包的,他们的头上则围着褪色的手巾。”
“从八月份起,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
“悲愁和霜雪已经把难民们冻成缄口无言的一群。他们提起了这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机械地、步履艰难地走向远方。
在远古时期,原始的人类也许就是这样从寒冷和饥饿的史前土地上,迁移到有食物和温暖的土地上的。路上的人群,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男的推着小车子,女的则在前面用一根绳拉着,坐在零乱物件上的孩子,有的闭眼沉睡,有的高声大哭;或者女人横坐在骡子上,怀里抱着孩子,而父亲则在后面赶着骡子;年轻人单独走着,步子较快,把所有的家当都用包袱包着扛在肩上。”
“路边简陋的坟冢,埋葬了在这里倒下的衰弱的人们,寒冷的风从灾荒区吹过来,扬起尘土,把他们追逐到黄色平原那边。逃荒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星期。”张国红的声音到了这里变得飘忽起来,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当时在其他地方救灾时候的情形,比起这来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哗啦!”第三张纸展开:“路上每一个大城镇,至少有一家饭店开着,供给那些钱袋还很满的人们。在那里,饥饿的人们站在炉子旁边,发抖地闻着食物的香味;他们的眼睛跟踪着富人们每一口热气腾腾的饭,从嘴到碗,从碗到嘴。在街上,小孩子们沿街讨饭,他们泪痕满面,脸色乌黑,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这些瘦得不成样子的孩子,头发干枯,肚子鼓胀。”
“妈的,这些混蛋就是看不见路边可怜的孩子!人性啊!”高强叹息到,后世何不是如此,倒地的老人没有人扶,送到医院已经断气,被车撞击的小女孩躺在血泊中,没有去抢救,当时从网络上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一直都在疑惑这还是善良的华夏民族吗?
张国红低沉的声音继续萦绕在指挥部:“小村庄比市镇更可怕。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门和窗户是钉死的,街道上不断的有人死亡。很多人躺在潮湿的泥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小贩在出售树叶子,一块钱一把;挖着坟冢的狗,把人的尸首翻了出来;蓬头垢面的人们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水上的青苔。”
“郑州城已是一个白色的荒冢,被僵死的氛围笼罩着。在战争和灾荒之前,该城有12万人,现在已不到4万人。
该城曾经被日军轰炸、炮击和占领。瓦砾堆在沟渠上,房子没有屋顶,向天空张着口。街道上,偶然有零星的人,穿着抖动的破衣,蹒跚地走着。
灾荒发生后,强壮的人都逃走了,目前留在这里的老的老、弱的弱。他们削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做食物吃;有的人把新麦连根拔起做食物;有的人把花生壳捣碎来吃;甚至把泥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
“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国红顿了顿口音,开始讲诉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找食物,非常疲倦了,母亲叫两个大孩子到下面一个村子里去找,等孩子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孩还在吮吸着死去母亲的奶;有的父母不愿看到孩子们被活活饿死,只好忍着泪把他们杀死;有个妇人在自己的孩子死后将其煮着吃了;还有一个女人由于饥饿难忍,割掉了死去丈夫的腿煮着吃;一些体弱的难民在偏僻的路上被抓住杀掉吃掉……饥饿使人们失掉人性,为了生存,发生了吃人的现象……”讲着讲着,张国红语气哽咽,声音似乎激烈起来:
“此次大灾,国民党也难逃其咎,他们封锁消息,漠视民命、救灾不力,是导致民众死亡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形同土匪的军队以及特务流氓横行霸道,加重了已有的灾情。时人谓曰“特务满街走,人命不如狗”。特别是汤恩伯的部队,被河南人民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
“一位老乡告诉讲诉的一些事情,感到难以置信,等到特勤32号回来后,告诉我他亲眼所见的事情,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国民党设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确定了救灾方针并制定了具体救灾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其他力量所不能代替的。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官员在赈灾救济中贪污、克扣、盗用钱粮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酿成了许多政治丑闻。重庆国民政府甚至利用饥荒来发财,侵吞海外捐款!
汝南县仓库主任付伯明,把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信手挥霍,盗用一空。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000斤。
“‘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善良的百姓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这些该死的东西统统该杀!碎尸万段!”
“可悲的是,1日军5万余人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这就是国军,这就是冠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样的党国,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简直没有天理!
可笑的是日本人竟然用这些粮食在灾区赈起了灾,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可怕啊!真是可怕!这些直接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反过来亲近日本人。”张国红说到这里不寒而栗。
“国民党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
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缴获他们的枪械、大炮和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
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逼粮催款,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弃城而逃。
逃跑的路途中,其手下的士兵抢夺难民的财物,打死难民张大娘,抢走其女儿小梅。老百姓痛恨这些士兵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缴了他们的械。
赵东威异常愤怒,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枪杀了3600多名群众。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包围了28师,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
“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总目直闯,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
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妈的!这是人话吗?”高强愤怒的喊道,对这些伪军深恶痛绝,恨不得全部毙掉。
“反过来,看看小鬼子是究竟是怎样救灾的。旱灾、蝗灾、水灾接踵袭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在此情况下,日伪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振济委员会。1942年旱象初显时,省府带头祈雨,引得各地争相效仿,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
1942年7月26日至28日,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各宗教团体建坛祈雨,诵经祈祷;祈雨期内禁屠三天,并布告商民;每街要设置水缸,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沛然下雨”的标语。
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并派员前往邯郸,迎请祈雨铁牌”,结果歪打正着。《新河南日报》便大肆鼓吹,认为是“至诚感召,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
1943年8月3日,伪省长田文炳为了“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发起祈雨运动,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号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
日伪媒体也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田文炳省长,深为关怀民瘼,爰发起祈雨运动,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率领全署职员,虔诚祈雨,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凉风四起,阴云密布,刹间即豪雨如注,炎热之气为之顿消,此真所谓上感苍穹,至诚格天也。”
“华夏农民非常迷信,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骤获甘霖,秋禾不无润苏,故莫不欣喜雀跃,感念田氏不止云。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
日伪政府从上到下不谋救灾良策,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只能靠迷信活动愚弄民众,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
“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开展了急赈放款、设立粥厂、收容难民等救济活动,减免农民的征粮,限制打击高利贷,开展募捐等活动。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配给制”。
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
在此“配给制”下,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甚至连牛马都不如,“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三岁或六岁以下,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
“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其余大批粮食,日军就无代价的送往平津,或其他地方,供养其士兵或出卖。”
“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打击游击队,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日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更不可能得到救济。
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笼络民心。1943年5月20日,受日伪政权所控制的《申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老百姓的心中,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其实,日伪“配给制”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大搞迷信,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我华夏文化的卑鄙手段!”
“灾荒的严重已经使灾民失去了本来的良知。当灾荒的打击使他们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便不再顾及他们的亲生骨肉。不但各地弃婴盈市,而且灾民木料烧死童争食。
灾情的惨绝使各地割食人肉之事屡见不鲜,确山县练河乡第十保周井村东河内于民国32年三月六日雪后发现饿毙尸体一具,年约四旬余,男孩,该村灾黎闻知纷纷割取尸肉煮食。
该县界牌西三里小李庄有李张氏者年逾半百,仅有二子一女,家贫久未举炊,三月三日晚将其三岁弱女遗弃道旁,希望有好心人将她带走,不料被其邻人张某拾取煮食。恰巧有人到张某家借物,问他在煮什么,张说是狗肉。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大吃一惊。灾情之惨不忍卒闻。”
“可狠的是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常来往洛阳、叶县之间。他竟然强迫民工,义务劳动,分段整修,并且派人监工。某段完工,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即不给以竣工证明,使民工长期驻守,不敢离去。沿路居民,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1943年春,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灾民大批死亡之时,汤恩伯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以工代赈”,大修黄河。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入伍时几十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犯人对待。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枪毙。
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1942年河南饱受水、旱、蝗灾,国民党驻军汤恩伯部却又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使河南灾上加灾,成为水、旱、蝗、汤四大灾。
所以有识之士品论:“可以说,军阀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频繁不息的战乱,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种种加诸于百姓的有增无间的差役负担,是这次灾荒孕育、进发、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人祸’。”
“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二人接管亿救灾款后就开始营私舞弊,投机倒把。他们做了几次大生意,赚够钱了,到1943年麦收时节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经过分发手续,到灾民手里已经是吃到了新麦。
麦前麦后,粮价差别很大,灾民不愿要高价平粜粮。政府强迫灾民接受,结果等于又给了灾民一次摊派款。”
“日军侵犯豫中、豫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临战溃逃,望风披靡、不战而逃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
恶果产生了,对国军恨之入骨的河南百姓,举着猎枪、菜刀,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对灾民仍是差捐频仍,不断掠夺粮食,山上有杂牌军、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黄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惨啊,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华夏还有这样的地方。”张国红再也念不下去了。
“咣当!该死的汤恩伯,该死的吸血鬼!”高强发出怒吼,眼角迸裂,流出了血泪。
“该死的国民党政府竟然封锁消息!如此惨景发生我华夏大地!我利剑军枉自号称为国为民为百姓,愧煞!愧煞!”
“命令!华北、山东等地,凡我利剑军和共产党所控制区域,立即聚齐物资,连夜开拔,救灾救民!动员所有车辆,军队暂时停止对日攻击,所有人员口粮减半,一切赈灾为主!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百姓吃上饭过上安稳的日子。”
“电令罗高公司,加大购买粮食力度,力所能及的采购,即日起运!”
“电令缅甸人民政府军组织救灾物资。”
“电令野狼军团停止对日打击,调集所有军舰参与物资运输。”
“电令蒙古政府立即组织救灾物资,向牧民购买牲畜,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情况下,有多少收多少!”
“经济区各大医院抽调力量在河南各地展开就诊,一切免费!”
“教育部门立即赶赴河南各地,展开国民教育!所以一切按照经济区实施!”
张国红看着高强的大手笔,担心的说道:“这么大动静,我担心我们的经济会崩溃,根据情报显示,湖南等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崩溃不会,最多就是世界更乱一点,老子有的是钱!哼,国外的粮食价格肯定会出现动荡,我管他们死活,只要我华夏百姓得救,再大的罪名我也能背。”说完后,高强脸上闪现一丝狰狞。
“特战大队、近卫军即日开拔,给我扫遍河南残余日军、伪军,凡是有在大灾期间迫害百姓的,都给我就地击毙!各城各县凡是发现有囤积粮食之商户,全部没收赈灾!汉奸发现一个击毙一个,我们看来还是心软了,这些畜生比之日寇更为可恨!更该死!”
利剑最高指挥部一声令下,国际上风起云涌、粮价爆长,华夏各处战场的枪炮声陡然停止!
硝烟被一辆辆汽车、火车冒出的滚滚浓烟替代,喇叭声,车轮声响彻华夏大地,无数的物资开始向河南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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