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均田制
武皇本来属意刘仁轨统领长安的,可是刘仁轨出山之时,长安已经安排妥当,再空降一个领导也是不妥。
于是,他也随王伴驾到了洛阳,以三朝元老的资格轻松拿下来宰相之职。
狄仁杰虽然也有刚直的名声,但是她与皇帝的关系太密切,又与权贵不对付,朝堂许多人对刘仁轨出山,狄仁杰吃瘪喜闻乐见。
狄仁杰也算对武后登基为帝有些心理准备,夏州做个县令与百姓接触多了,没有京城的浮躁,倒是对武后做皇帝有几分希望。一则天下人都期盼一个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皇帝。二则百年之后,还是会还政于李唐,闹腾这些年,也是无碍的。
刘仁轨与狄仁杰的这些不同的想法,自然而然在平时的奏对中表现出来,所以,武皇自然对狄仁杰比较满意,其他人对刘仁轨更加敬重。
沈三问一心想着除去刘仁轨,却没有什么好的时机,三朝元老,玩转朝廷比他这毛头小子容易许多。还因为沈三问在武后登基这些事上,一直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刘仁轨对这个驸马十分不满意。
刘仁轨时常对沈三问冷嘲热讽,可是沈三问却只得受着。若是此时报复,也许还会落个小肚鸡肠、不尊前辈忠贤,仗势欺人的恶名。
不过,沈三问却也没打算在大事上让着他。
狄仁杰到洛阳以后,便将多年为政经验整理成册,上呈武皇。
狄仁杰向众人解释目前田制的弊端。
“目前的田制,每个大唐子民都能分得一份永业田,如果勤奋耕种,便能自给自足,即使是尼姑和寡妇也可以自在生存。
可是近些年,天灾兵祸,赋税加重,百姓便要借贷维持生存,如果来年继续如此,年复一年,百姓便难以生存,只能沦为官家或者富家的奴隶。
虽然永业田不能转让,但一旦无法生存,百姓情愿为奴,交付田产依附他人生存或者干脆变卖田产。
如此,富户争相兼并田产,百姓流离失所。
夏州,臣赴任之初,便是如此。
所幸夏州都督王方翼,治下严明,臣道明厉害,王都督便亲自监督田制施行,所有不法出售均田或者恶意收购兼并均田者,严惩不贷。
另外,部分瘦田不足以支付赋税及无法维持生存者,王都督与臣号召夏州诸官自掏腰包,布施百姓,与夏州百姓同甘共苦。
大唐幅员辽阔,田制这等关乎百姓存亡之策却越来越难以为继。
臣恳请陛下重新核算土地,分配均田,加重破坏田制处罚,保障我大唐百姓人人丰衣足食,不受恶富迫害。”
朝中多为权贵,难以感同身受。但是类似崔察、刘仁轨这类曾经与乡野生存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明白狄仁杰所说的情况,于黎民乃是生死存亡之事。
可是,田产自古以来,便是富贵之家的立身之本,有土地,才能有粮食,有粮食,才能更好的生存下来。
田产越多,粮食越多,能养活的人也越多,便能掌控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权力。
高祖时,法度严明,又虚怀纳谏,世家勋贵虽然也敛财和购置田产,却无人敢动百姓生存之根本,若是被御史风闻奏事,难以承受高祖之怒。
高宗以来,连年征战,虽不说十室九空,但是根据人口分配的均田,慢慢还是产生了些许贫富差距。国战之初,还能考虑到征战,进行赋税减免,后面田多人少,军费开支增加,对许多人家来说,赋税压力不大,便没有赋税减免政策了。
初期的田多人少,确实带来了些收入,可是后面军备增加,赋税恢复,有些人无力耕种,有些户无人耕种,田制便难以为继。
富户有此时机,自然会疯狂兼并土地,所以,武周,此时,确可以说许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
虽然长安城洛阳城,人人歌功颂德,坚信国泰民安,但是地方,许多人忍受着难言的苦楚。
狄仁杰此次夏州之行,对其执政观念影响极为深远。
甚至,奏折的最后,狄仁杰提出了与边疆诸国和平共处,减少纷争。
这是狄仁杰回京以后第一次上奏章。
朝堂引起了轩然大波。
户部侍郎:“陛下,均田制度却有变更,却并非如狄大人所说,动摇百姓之根本,不过是少数小民趋炎附势,贪图富贵,不愿再行耕种,至于买卖之事,每年各地上交赋税有增无减,足以证明此事绝非如此。”
工部尚书:“均田乃是根据人口划分,不同年份自然不同,若有生老病死,自然重新规划。一家一族之土地,划归一处,并无不可。普天之下,皆为陛下国土,何人敢将公田占为己有,兼并土地之说,乃是危言耸听,子虚乌有。”
狄仁杰不畏权贵的性子还没改。
狄仁杰怒斥两位尚书,“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你们不思报国,反而隐瞒国之重疾,听之任之,是何居心?
百姓无法生存并入大家为奴,当牛做马,这也算贪图富贵?知道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还妄图欺君,欺上瞒下,你们该当何罪?”
户部侍郎:“狄大人可知核算均田,重新分配,需要多大的人力财力?重新分配又会出多少变故?
既给了贪赃枉法之辈借机侵占良田,又给了觊觎田产之人划分均田的时机。
这是加大执政难度,坑害百姓。
狄大人可以治理好夏州一处,如何保证全天下都能如夏州一般?”
工部尚书接着怼,“划分均田,如何保证公平?均田各户耕种已久,冒然划分,如何安民心?此举非但不能改善民众生存环境,反而会激怒民怨。”
狄仁杰怒视着他们,“明知有错而不改,大祸若成,悔之晚矣。若有天灾,一州之地,轻者饿殍遍野,百姓易子而食,重则落草为寇,烧杀抢掠,揭竿而起。那时,你们便是千古罪人。
陛下圣明,自然不会受人蒙蔽。如今陛下初登帝位,正当选贤任能,革新旧制,维护黎民生计。若能惩奸除恶,清查地方不法之人,保障人有所衣,必能成千古之圣君,后事之楷模。”
刘仁轨、崔察、沈三问率先附议。
于是众人不再言语。
武皇:“狄爱卿言之有理,如何革新,尚需再议,希望众卿以社稷为重,勿要因私废公,耽误的国事。”
(不要忘记沈小宝宝的征名啊,取个啥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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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也随王伴驾到了洛阳,以三朝元老的资格轻松拿下来宰相之职。
狄仁杰虽然也有刚直的名声,但是她与皇帝的关系太密切,又与权贵不对付,朝堂许多人对刘仁轨出山,狄仁杰吃瘪喜闻乐见。
狄仁杰也算对武后登基为帝有些心理准备,夏州做个县令与百姓接触多了,没有京城的浮躁,倒是对武后做皇帝有几分希望。一则天下人都期盼一个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皇帝。二则百年之后,还是会还政于李唐,闹腾这些年,也是无碍的。
刘仁轨与狄仁杰的这些不同的想法,自然而然在平时的奏对中表现出来,所以,武皇自然对狄仁杰比较满意,其他人对刘仁轨更加敬重。
沈三问一心想着除去刘仁轨,却没有什么好的时机,三朝元老,玩转朝廷比他这毛头小子容易许多。还因为沈三问在武后登基这些事上,一直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刘仁轨对这个驸马十分不满意。
刘仁轨时常对沈三问冷嘲热讽,可是沈三问却只得受着。若是此时报复,也许还会落个小肚鸡肠、不尊前辈忠贤,仗势欺人的恶名。
不过,沈三问却也没打算在大事上让着他。
狄仁杰到洛阳以后,便将多年为政经验整理成册,上呈武皇。
狄仁杰向众人解释目前田制的弊端。
“目前的田制,每个大唐子民都能分得一份永业田,如果勤奋耕种,便能自给自足,即使是尼姑和寡妇也可以自在生存。
可是近些年,天灾兵祸,赋税加重,百姓便要借贷维持生存,如果来年继续如此,年复一年,百姓便难以生存,只能沦为官家或者富家的奴隶。
虽然永业田不能转让,但一旦无法生存,百姓情愿为奴,交付田产依附他人生存或者干脆变卖田产。
如此,富户争相兼并田产,百姓流离失所。
夏州,臣赴任之初,便是如此。
所幸夏州都督王方翼,治下严明,臣道明厉害,王都督便亲自监督田制施行,所有不法出售均田或者恶意收购兼并均田者,严惩不贷。
另外,部分瘦田不足以支付赋税及无法维持生存者,王都督与臣号召夏州诸官自掏腰包,布施百姓,与夏州百姓同甘共苦。
大唐幅员辽阔,田制这等关乎百姓存亡之策却越来越难以为继。
臣恳请陛下重新核算土地,分配均田,加重破坏田制处罚,保障我大唐百姓人人丰衣足食,不受恶富迫害。”
朝中多为权贵,难以感同身受。但是类似崔察、刘仁轨这类曾经与乡野生存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明白狄仁杰所说的情况,于黎民乃是生死存亡之事。
可是,田产自古以来,便是富贵之家的立身之本,有土地,才能有粮食,有粮食,才能更好的生存下来。
田产越多,粮食越多,能养活的人也越多,便能掌控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权力。
高祖时,法度严明,又虚怀纳谏,世家勋贵虽然也敛财和购置田产,却无人敢动百姓生存之根本,若是被御史风闻奏事,难以承受高祖之怒。
高宗以来,连年征战,虽不说十室九空,但是根据人口分配的均田,慢慢还是产生了些许贫富差距。国战之初,还能考虑到征战,进行赋税减免,后面田多人少,军费开支增加,对许多人家来说,赋税压力不大,便没有赋税减免政策了。
初期的田多人少,确实带来了些收入,可是后面军备增加,赋税恢复,有些人无力耕种,有些户无人耕种,田制便难以为继。
富户有此时机,自然会疯狂兼并土地,所以,武周,此时,确可以说许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
虽然长安城洛阳城,人人歌功颂德,坚信国泰民安,但是地方,许多人忍受着难言的苦楚。
狄仁杰此次夏州之行,对其执政观念影响极为深远。
甚至,奏折的最后,狄仁杰提出了与边疆诸国和平共处,减少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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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怒斥两位尚书,“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你们不思报国,反而隐瞒国之重疾,听之任之,是何居心?
百姓无法生存并入大家为奴,当牛做马,这也算贪图富贵?知道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还妄图欺君,欺上瞒下,你们该当何罪?”
户部侍郎:“狄大人可知核算均田,重新分配,需要多大的人力财力?重新分配又会出多少变故?
既给了贪赃枉法之辈借机侵占良田,又给了觊觎田产之人划分均田的时机。
这是加大执政难度,坑害百姓。
狄大人可以治理好夏州一处,如何保证全天下都能如夏州一般?”
工部尚书接着怼,“划分均田,如何保证公平?均田各户耕种已久,冒然划分,如何安民心?此举非但不能改善民众生存环境,反而会激怒民怨。”
狄仁杰怒视着他们,“明知有错而不改,大祸若成,悔之晚矣。若有天灾,一州之地,轻者饿殍遍野,百姓易子而食,重则落草为寇,烧杀抢掠,揭竿而起。那时,你们便是千古罪人。
陛下圣明,自然不会受人蒙蔽。如今陛下初登帝位,正当选贤任能,革新旧制,维护黎民生计。若能惩奸除恶,清查地方不法之人,保障人有所衣,必能成千古之圣君,后事之楷模。”
刘仁轨、崔察、沈三问率先附议。
于是众人不再言语。
武皇:“狄爱卿言之有理,如何革新,尚需再议,希望众卿以社稷为重,勿要因私废公,耽误的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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