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洛阳苏庄的故事
按照周人的礼法,王城四野的土地直属天子管辖,叫做王畿。王畿之民叫做国人。那时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国人都住在王城之内。只是没有国人身份的隶农,才居住在城外原野叫做“田屋”的茅屋里。直到春秋乱世,城池依然是国家命脉,集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财富与人口精华。所以,那时的战争才以攻取城池为战胜目的,每战不说占地多少,而只说“拔城”几座。每逢收种耕耘的时节,住在城里的国人才出得城外,住进原野井田的耕屋。农事结束,便又回到城中居住。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到了战国之世,这种“国人居于都”的情况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诸侯实行变法,废除了隶农制,昔日只能住在荒郊野外田屋的奴隶也变成了平民。平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庄园便慢慢好了起来,既便利耕作饲养,住着又宽敞自在。人口慢慢增加了,土地却在日渐减少,拓荒开垦便成为天下农人的家常便饭。住在城外的新平民不受出入城门的时间限制,也不受城内官署工商的无端干扰,开垦的荒地多,又可以起早贪黑地勤耕细作多养牛羊家畜,便有许多农人迅速富了起来,超过了居住在都城内的“国人农户”。时间长了,城池里的国人农户也渐渐醒悟,便纷纷变通,在郊田中盖起了长期居住的瓦房院落,家族中的精壮人口便常年住在郊田庄园,大养牛羊家畜,随时照料田园沟洫;城池中的老宅便留下老幼弱病养息看守,活泛之人便将多余的房子改成店铺作坊,做点儿市易买卖。
于是,城池的人口便慢慢发生了结构的变化——农耕人口渐渐迁出了城池,原野中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城池渐渐变成了官署、士人、工匠、商贾聚居的处所和交易的中心。从此,土地便和人口财富连在了一起。打仗也开始看重对土地的争夺了,占地多少里,得民多少户,也开始成为战胜的成果。战败者也以割让土地,渐渐取代了割让城池。
但是,在这熙熙攘攘的天下潮流中,洛阳王畿却几乎没有变化。
就象汹涌波涛中的一座孤岛,洛阳王城依然浸淫在万世王国的大梦里。国人依然住在王城之内,郊野井田里依然只有星星点点的耕屋与与隶农破旧的茅屋。三百年前,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周围的王畿之地包容了方圆千里的三川地区,天下诸侯称为“千里王畿”。三百年过去,洛阳王畿竟萎缩到了“方七十里”,站在洛阳城头即可一览无余,竟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尽管如此,洛阳王城里的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守着祖宗的礼法,守着久远的井田,守着苍老的王城,守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躬耕而食,凿井而饮”的永恒准则,淡淡漠漠地做着周天子的忠顺臣民。
在这片王畿土地上,苏氏别庄是显赫的,也是孤独的,无异于鹤立鸡群,如何不令国人眼热叹羡?在启耕公田的大典之日,苏氏兄弟却鲜衣怒马地奔驰在初绿的原野,又如何不令国人啧啧侧目?但闻马蹄声中,洛阳国人特有的洪亮口音随风飘来:
“四弟,张兄此来,却是何意?”
“我却如何晓得?这要二哥说呢。”
“休要多问,回去自然知晓。”
说话之间,三骑骏马已经消失在绿色摇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摇摇头,一声深重的叹息:“世风若此,国将不国了。”躬耕垄上的农人们也纷纷跟着摇头叹息一番,便又无可奈何地开始了默默劳作。
苏氏别庄的主人叫苏亢,论原本身份,却也平常得很,一个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生意人而已。那时侯,生意人分为两类,行商坐贾——行走四方采购货物者叫“商”,坐地开店零售货物者叫“贾”。这苏氏一族本是殷商后裔,身体里流淌着殷商部族驾牛车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们却远远没有上层贵族那么多仇恨与忧戚,依然是一辆牛车走天下,过着传统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礼法严格,市易皆由官营,不许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却有罕见的冷静,一则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则也觉得商人周流四方财货,对民生国计有好处,便也就对商人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官营市易之外继续做商人,并没有一刀硬砍,强迫商人变为耕耘的农人。这一宽松果然见效,醉心于财货积累的商人们一心奔走谋利,便大大削弱了殷商贵族的根基力量,使得周公旦一举平息了殷商贵族管叔、蔡叔的叛乱,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来。
苏氏一门在“管蔡之乱”前就在洛阳定居了下来。那时侯,洛阳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堡,仅仅因为是拱卫镐京东部的屏障而颇有名声。谁想三百多年后周平王东迁,洛阳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时,礼法规定:居住在洛阳城内的国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苏氏作为“商人”,本当迁出洛阳。当时的苏氏族长却冒死求见周平王,陈述苏氏居住洛阳三百多年,早已成为“国人”,不当迁出。周平王为安定人心,破例下诏:凡在洛阳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为“国人”!
苏氏族长犯难请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苏氏一门名声大振,成为“新国人”的望族。但几百年下来,苏氏一门的“行商”生计却没有发达起来,依旧是个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苏亢做了族长,继承了祖业,天下已经是大争之世的战国了。
这苏亢聪颖智慧,非但通达商道,使家业重新振兴,而且知书达礼,与天下名士交往颇多。久为商旅,苏亢周游天下见多识广,深感洛阳国人的活法简直与活棺材无异,与天下大势相去甚远。他很想变个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独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来:第一步,他在洛阳城外私下买了一家“国人”荒芜的百亩弃地,盖了一座小院子做别居;半年之后,洛阳官署竟是无人过问他这“私相易田”之罪。苏亢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也看到了王室官署无暇治民,便找那些无力耕耘荒田的“国人”私下商议,将他们井田中的“私田”一块一块地买了下来。十几年功夫,他逐步买下的“荒田”竟达两千多亩!
买田之后,他竟不愁耕耘。每逢收种,他便“买工”——付钱给住在郊野的隶农,让他们帮自己耕种收获。洛阳王畿的隶农是“国隶”,也就是官府奴隶,只归官府管辖派工。王室整天颤颤兢兢地防备战火,对奴隶的管束松弛得几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隶农,谁还来整天督导你耕作?于是苏亢便有了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加上他厚待隶农工钱多,隶农为苏庄做工竟是特别踊跃。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苏家就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
苏庄不断扩大,苏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阳城外拥有丰厚田业的国人。
但是,这些还并不是苏亢的最终谋划。他的大志在于改换门庭,使苏氏家族从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摆脱出来,成为士大夫贵族世家。虽说商人在战国之世已经不再公然被人蔑视,但在官署与世人眼里,却终究是言利小人。苏亢在自己的经商交往中,对这种身份差别有痛彻心肺的体味。一介商贾,别说与高车驷马的王公显贵有霄壤之别,即便是清贫士子与寻常国人农夫,也常常不屑与商人为伍。
有一年,苏亢到魏国安邑采购丝绸,不知那条沟渠没有渗到,安邑官市竟要驱逐他这个洛阳商人。苏亢愤而争执,闹到了丞相公叔痤府里裁决。公叔痤官声颇好,苏亢对丞相裁决满怀希望。谁知进得府中,那个官市小吏气昂昂进去了,苏亢却被府吏挡在院中等候,严令不许走动窥视!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苏亢整整站了一个时辰,浑身冻得僵硬,也不能到廊下避风处站立,更不要说到客厅取暖。那时侯,他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暗暗对天发誓,一定要让儿子入仕做官,永远不要做这种“富而贱”的商人!
后来,苏亢有了四个儿子。经过仔细审量,他让资质平庸的长子苏昌跟自己经商掌家,将聪慧灵秀的三个小儿子却送出去求学了。他给三个求学的儿子立下了规矩:若不能成名入仕改换门庭,死后不许入苏氏宗祠!
苏家的举动就是无声的告示。王畿国人有人嘲笑,有人惊叹,有人艳羡,口风相传,竟成为一时佳话。苏氏家族的命运能否改变?竟成了洛阳国人拭目以待的谜。
但是,没有等得多少年,洛阳国人便对苏亢刮目相看了——苏家三个儿子竟都是学问非凡,成了洛阳名士!这便是纵马原野的苏氏三兄弟——苏秦、苏代、苏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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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城池的人口便慢慢发生了结构的变化——农耕人口渐渐迁出了城池,原野中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城池渐渐变成了官署、士人、工匠、商贾聚居的处所和交易的中心。从此,土地便和人口财富连在了一起。打仗也开始看重对土地的争夺了,占地多少里,得民多少户,也开始成为战胜的成果。战败者也以割让土地,渐渐取代了割让城池。
但是,在这熙熙攘攘的天下潮流中,洛阳王畿却几乎没有变化。
就象汹涌波涛中的一座孤岛,洛阳王城依然浸淫在万世王国的大梦里。国人依然住在王城之内,郊野井田里依然只有星星点点的耕屋与与隶农破旧的茅屋。三百年前,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周围的王畿之地包容了方圆千里的三川地区,天下诸侯称为“千里王畿”。三百年过去,洛阳王畿竟萎缩到了“方七十里”,站在洛阳城头即可一览无余,竟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尽管如此,洛阳王城里的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守着祖宗的礼法,守着久远的井田,守着苍老的王城,守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躬耕而食,凿井而饮”的永恒准则,淡淡漠漠地做着周天子的忠顺臣民。
在这片王畿土地上,苏氏别庄是显赫的,也是孤独的,无异于鹤立鸡群,如何不令国人眼热叹羡?在启耕公田的大典之日,苏氏兄弟却鲜衣怒马地奔驰在初绿的原野,又如何不令国人啧啧侧目?但闻马蹄声中,洛阳国人特有的洪亮口音随风飘来:
“四弟,张兄此来,却是何意?”
“我却如何晓得?这要二哥说呢。”
“休要多问,回去自然知晓。”
说话之间,三骑骏马已经消失在绿色摇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摇摇头,一声深重的叹息:“世风若此,国将不国了。”躬耕垄上的农人们也纷纷跟着摇头叹息一番,便又无可奈何地开始了默默劳作。
苏氏别庄的主人叫苏亢,论原本身份,却也平常得很,一个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生意人而已。那时侯,生意人分为两类,行商坐贾——行走四方采购货物者叫“商”,坐地开店零售货物者叫“贾”。这苏氏一族本是殷商后裔,身体里流淌着殷商部族驾牛车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们却远远没有上层贵族那么多仇恨与忧戚,依然是一辆牛车走天下,过着传统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礼法严格,市易皆由官营,不许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却有罕见的冷静,一则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则也觉得商人周流四方财货,对民生国计有好处,便也就对商人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官营市易之外继续做商人,并没有一刀硬砍,强迫商人变为耕耘的农人。这一宽松果然见效,醉心于财货积累的商人们一心奔走谋利,便大大削弱了殷商贵族的根基力量,使得周公旦一举平息了殷商贵族管叔、蔡叔的叛乱,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来。
苏氏一门在“管蔡之乱”前就在洛阳定居了下来。那时侯,洛阳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堡,仅仅因为是拱卫镐京东部的屏障而颇有名声。谁想三百多年后周平王东迁,洛阳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时,礼法规定:居住在洛阳城内的国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苏氏作为“商人”,本当迁出洛阳。当时的苏氏族长却冒死求见周平王,陈述苏氏居住洛阳三百多年,早已成为“国人”,不当迁出。周平王为安定人心,破例下诏:凡在洛阳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为“国人”!
苏氏族长犯难请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苏氏一门名声大振,成为“新国人”的望族。但几百年下来,苏氏一门的“行商”生计却没有发达起来,依旧是个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苏亢做了族长,继承了祖业,天下已经是大争之世的战国了。
这苏亢聪颖智慧,非但通达商道,使家业重新振兴,而且知书达礼,与天下名士交往颇多。久为商旅,苏亢周游天下见多识广,深感洛阳国人的活法简直与活棺材无异,与天下大势相去甚远。他很想变个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独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来:第一步,他在洛阳城外私下买了一家“国人”荒芜的百亩弃地,盖了一座小院子做别居;半年之后,洛阳官署竟是无人过问他这“私相易田”之罪。苏亢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也看到了王室官署无暇治民,便找那些无力耕耘荒田的“国人”私下商议,将他们井田中的“私田”一块一块地买了下来。十几年功夫,他逐步买下的“荒田”竟达两千多亩!
买田之后,他竟不愁耕耘。每逢收种,他便“买工”——付钱给住在郊野的隶农,让他们帮自己耕种收获。洛阳王畿的隶农是“国隶”,也就是官府奴隶,只归官府管辖派工。王室整天颤颤兢兢地防备战火,对奴隶的管束松弛得几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隶农,谁还来整天督导你耕作?于是苏亢便有了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加上他厚待隶农工钱多,隶农为苏庄做工竟是特别踊跃。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苏家就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
苏庄不断扩大,苏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阳城外拥有丰厚田业的国人。
但是,这些还并不是苏亢的最终谋划。他的大志在于改换门庭,使苏氏家族从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摆脱出来,成为士大夫贵族世家。虽说商人在战国之世已经不再公然被人蔑视,但在官署与世人眼里,却终究是言利小人。苏亢在自己的经商交往中,对这种身份差别有痛彻心肺的体味。一介商贾,别说与高车驷马的王公显贵有霄壤之别,即便是清贫士子与寻常国人农夫,也常常不屑与商人为伍。
有一年,苏亢到魏国安邑采购丝绸,不知那条沟渠没有渗到,安邑官市竟要驱逐他这个洛阳商人。苏亢愤而争执,闹到了丞相公叔痤府里裁决。公叔痤官声颇好,苏亢对丞相裁决满怀希望。谁知进得府中,那个官市小吏气昂昂进去了,苏亢却被府吏挡在院中等候,严令不许走动窥视!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苏亢整整站了一个时辰,浑身冻得僵硬,也不能到廊下避风处站立,更不要说到客厅取暖。那时侯,他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暗暗对天发誓,一定要让儿子入仕做官,永远不要做这种“富而贱”的商人!
后来,苏亢有了四个儿子。经过仔细审量,他让资质平庸的长子苏昌跟自己经商掌家,将聪慧灵秀的三个小儿子却送出去求学了。他给三个求学的儿子立下了规矩:若不能成名入仕改换门庭,死后不许入苏氏宗祠!
苏家的举动就是无声的告示。王畿国人有人嘲笑,有人惊叹,有人艳羡,口风相传,竟成为一时佳话。苏氏家族的命运能否改变?竟成了洛阳国人拭目以待的谜。
但是,没有等得多少年,洛阳国人便对苏亢刮目相看了——苏家三个儿子竟都是学问非凡,成了洛阳名士!这便是纵马原野的苏氏三兄弟——苏秦、苏代、苏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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