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二章 小商贩的游击战
五个多月后,赵雨荷新买的鸡苗已经长大并开始产蛋。这些“白来航”鸡,被他们装在新买的笼子里,架在鸡舍的三角架上。
要想通过养殖,来增加家里的收入,必须得让鸡们上木架,也就是说,在地方有限的情况下,散养的数量太少,形成不了规模,除去成本,自然无多少利润。
要想让养鸡成为家里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扩大养殖规模。
没有技术和资金,也担心第一次大规模养殖风险太大,夫妻俩只喂养了二百只鸡。
赵雨荷从本村和邻村的养鸡专业户那里免费学来的一些技术基本够用。
她想,先摸索探路,等掌握了全部技术后,再扩大养殖的规模。
因此,夫妻俩用最简易的方式搭建了鸡舍。
邵兴旺在后院围墙外砍伐了四棵杨树,在前院的土墙上搭了架子,用铁丝把买来的鸡笼固定到木头架子上,上面用木条搭了顶棚,铺上牛毛毡和塑料纸,周围用塑料布围起来,形成一圈挡风遮雨的“围墙”。
夫妻俩喂养的二百多只鸡,每天产蛋160—180枚,这算高产。
每天早上,丈夫邵兴旺和妻子荷花骑着三轮车,到火车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鸡蛋。
车厢里,放着两筐鸡蛋,两筐蔬菜。蔬菜是昨天下午从菜地里采摘的,采摘回来后,清理、捆扎、码放整齐。
赵雨荷给鸡蛋框里铺了厚厚的麦草,上面盖上白色的棉布。
政府给农民盖了一座很好的农贸市场,每当坐在租来的摊位前,邵兴旺是心怀感激的。里面不但有摆摊的水泥台,还搭建了十几米高的大棚子。虽然挡不住寒风,但至少在下雨下雪的天气里,不会淋上雨雪。
世上的事情总有两面性。
车站的农贸市场要收摊位费。水涨船高,里面的瓜果蔬菜、鸡鸭禽蛋,都比外面的流动摊贩要贵不少。
因此,买的人少,东西也就难卖,甚至有的摊位从早要卖到晚上,才能把摊位上的东西卖完。
禽蛋在市场的东南角设有专区,邵兴旺和其他的养殖户一样租了一个两平米的摊位,每天的税费是二十块钱。
妻子赵雨荷在他的对面,租了同样大小的摊位,每天的税费是十元钱。夫妻俩不像其他人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守候在农贸市场,他们希望早上十二点之前,把带来的两筐鸡蛋和两筐蔬菜卖完。因为下午,他们还要喂鸡,还要在菜地里忙碌。
和农贸市场的固定摊贩相比,市场外面,还有不少骑着三轮车到处转悠的流动摊贩。流动摊贩不交税费,到处乱窜,经常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成了工商所和城管执法局的重点打击对象。
但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常采取“游击战”:“敌”进他退,“敌”驻他躲,“敌”追他跑,“敌走他来。
对于像邵兴旺这样读过几年书的人而言,他当然知道偷逃税费是违法行为,即便一二十块,性质也是一样。
但经常流动的摊贩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常和城管执法局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邵兴旺虽然不愿苟同,但他能够理解。他和荷花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菜农挣个钱,真是太不容易了。
没日没夜地劳动,一天忙到晚,挣不了几个钱。
想到自己如今也是一个乡下人,一个正儿八经的菜农,邵兴旺也有了能省则省,能抠再抠,和其他农民一样省吃俭用的生存哲学。
不是他铢锱必较,而是生活所逼,迫不得已。
一旦市场上有人破坏规则,其他人想要遵守就很难办到。
小时候,邵兴旺跟着父亲在菜市场卖菜,有时,从早持续到晚,菜都卖不完,大部分绿叶子蔬菜已经坏掉了,只能倒掉。
经济上的损失自然是小事情,可时间上的成本谁也耗不起。
农贸市场外的人,早早卖完了菜,而且早早回了家,等他们到家后,别人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蔬菜整理完毕,现在正和家人优哉游哉地吃晚饭呢。
早上11点一过,农贸市场内外就很少有顾客了。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工人下班前后的一两个小时里,还会有一波人来。但相比早上少了很多,因为大多数人会在早晨趁蔬菜瓜果、禽蛋新鲜的时候,买够一天所需。
每天,总有两个半框鸡蛋卖不完,赵雨荷的菜筐里也会剩少量的蔬菜。没办法,夫妻俩只能偷偷地加入到“流动摊贩”大军。
邵兴旺提着两筐鸡蛋,蹲守在工厂家属区大门的西侧,赵雨荷则把两筐菜摆放在大门东侧,相聚不过百米的距离。
他们没有把框子摆在一起,也是为了前呼后应,侦查“敌情”,至少在城管来了之后,有一个人能够逃跑,也就会有另一个人前来搭救,这是谍战片上常有的镜头,也是像他们这样的菜农、家禽养殖户常做的事情。
卖鸡蛋,不仅能够和形形色色的人讨价还价,还能与这些男女老少闲聊。
从小商贩身上,特别是他们大呼小叫、吵吵闹闹的吆喝买卖声中,邵兴旺能看到生活百味,能发现人生百态,至少让他觉得,卖鸡蛋这差事,并不显得枯燥,甚至比起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还显得有意思。
至少,再也不用一坐一两个小时,参加各种各样无聊透顶的会议。
在这里,心是自由的,身体也是自由的,唯一的不足是缺少安全感,常会担心被围上来的顾客挤碎了鸡蛋,担心被城管追撵,逮住了罚款。
世上没有一种职业是完美的,没有一种职业是绝对安全的。
和邵兴旺关系不错的菜农告诫他们说:“你们不是职业菜贩子,也不属于职业小商贩,没必要在农贸市场租摊位,一天不管卖多少,都得交30元的摊位费,贵,不划算。”
菜农是好心,赵雨荷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邵兴旺并不后悔自己的做法,遵纪守法总是没错的。第二天他们照样进市场,照样卖不完,照样蹲守在工厂家属区的门口。一来二去,邵兴旺和家属区门口小店铺的老板竟然混熟了。这倒不是邵兴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个教书的先生,爱看书,懂教育,很健谈,天南海北、各色人等,只要和他搭腔聊天,很少把话聊死的。
时间一长,邵兴旺和爱拉家常的人都混熟了,无论是框里的鸡蛋,还是蔬菜,只要摆在他的面前,基本上一两个小时也就卖空了。
裁缝铺子的李秀珍,邵兴旺最为熟悉。她心肠很热,一看到邵兴旺蹲在墙根卖鸡蛋,常常主动给他倒杯热水,这让他非常感动,逢人便夸李秀珍的种种好处。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邵兴旺懂。
每天,李秀珍只要把邵兴旺喝水的大塑料杯灌满水,他免不了送两枚鸡蛋。二百多只鸡,每天总有七八枚磕破皮的鸡蛋,邵兴旺怕碎了,用塑料袋包裹好几层,单独装在三轮车头的布兜里。
刚开始,李秀珍觉得不好意思,但时间一长,李秀珍也习惯了,也就不再推辞。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李兰君还会厚着脸皮对邵兴旺说,把你那破了壳的鸡蛋全部送给她。
两个三个,邵兴旺送得起,但这一大盘子的破壳鸡蛋,邵兴旺还是有点舍不得。因为一些老年人还专门要破壳鸡蛋,就一个原因——便宜。
其实,城市里人并没有乡下人想象的那么富有,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是大的,至少在买菜和买鸡蛋的事情上,邵兴旺从他们对一毛两毛钱的斤斤计较上,就能够看得出有些城里人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买鸡蛋专挑破了壳的买,买菜也专挑那些长相差,价格低。有钱人,谁会在乎那一毛两毛。乡下人虽然穷,但因为家里有地,吃粮吃菜不需要花钱,每月开销最大的就算油盐酱醋茶以及水电费了。
土地是国家按照家里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的,虽然每人分到的土地一亩,但穷,大家都穷,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有一次,邵兴旺实在没有一毛钱的零钱给人找,被一位中年妇女硬生生地讹走了一枚鸡蛋,气得他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工厂家属区的门口不止邵兴旺一人卖鸡蛋。其实从早到晚,这里的流动摊贩就从来没停止过。
占道经营不说,卖菜人留下的烂菜叶子以及小吃摊的泔水,让这个原本并不宽阔的家属区门口,污物遍地,苍蝇乱飞。
这是邵兴旺所不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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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通过养殖,来增加家里的收入,必须得让鸡们上木架,也就是说,在地方有限的情况下,散养的数量太少,形成不了规模,除去成本,自然无多少利润。
要想让养鸡成为家里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扩大养殖规模。
没有技术和资金,也担心第一次大规模养殖风险太大,夫妻俩只喂养了二百只鸡。
赵雨荷从本村和邻村的养鸡专业户那里免费学来的一些技术基本够用。
她想,先摸索探路,等掌握了全部技术后,再扩大养殖的规模。
因此,夫妻俩用最简易的方式搭建了鸡舍。
邵兴旺在后院围墙外砍伐了四棵杨树,在前院的土墙上搭了架子,用铁丝把买来的鸡笼固定到木头架子上,上面用木条搭了顶棚,铺上牛毛毡和塑料纸,周围用塑料布围起来,形成一圈挡风遮雨的“围墙”。
夫妻俩喂养的二百多只鸡,每天产蛋160—180枚,这算高产。
每天早上,丈夫邵兴旺和妻子荷花骑着三轮车,到火车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鸡蛋。
车厢里,放着两筐鸡蛋,两筐蔬菜。蔬菜是昨天下午从菜地里采摘的,采摘回来后,清理、捆扎、码放整齐。
赵雨荷给鸡蛋框里铺了厚厚的麦草,上面盖上白色的棉布。
政府给农民盖了一座很好的农贸市场,每当坐在租来的摊位前,邵兴旺是心怀感激的。里面不但有摆摊的水泥台,还搭建了十几米高的大棚子。虽然挡不住寒风,但至少在下雨下雪的天气里,不会淋上雨雪。
世上的事情总有两面性。
车站的农贸市场要收摊位费。水涨船高,里面的瓜果蔬菜、鸡鸭禽蛋,都比外面的流动摊贩要贵不少。
因此,买的人少,东西也就难卖,甚至有的摊位从早要卖到晚上,才能把摊位上的东西卖完。
禽蛋在市场的东南角设有专区,邵兴旺和其他的养殖户一样租了一个两平米的摊位,每天的税费是二十块钱。
妻子赵雨荷在他的对面,租了同样大小的摊位,每天的税费是十元钱。夫妻俩不像其他人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守候在农贸市场,他们希望早上十二点之前,把带来的两筐鸡蛋和两筐蔬菜卖完。因为下午,他们还要喂鸡,还要在菜地里忙碌。
和农贸市场的固定摊贩相比,市场外面,还有不少骑着三轮车到处转悠的流动摊贩。流动摊贩不交税费,到处乱窜,经常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成了工商所和城管执法局的重点打击对象。
但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常采取“游击战”:“敌”进他退,“敌”驻他躲,“敌”追他跑,“敌走他来。
对于像邵兴旺这样读过几年书的人而言,他当然知道偷逃税费是违法行为,即便一二十块,性质也是一样。
但经常流动的摊贩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常和城管执法局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邵兴旺虽然不愿苟同,但他能够理解。他和荷花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菜农挣个钱,真是太不容易了。
没日没夜地劳动,一天忙到晚,挣不了几个钱。
想到自己如今也是一个乡下人,一个正儿八经的菜农,邵兴旺也有了能省则省,能抠再抠,和其他农民一样省吃俭用的生存哲学。
不是他铢锱必较,而是生活所逼,迫不得已。
一旦市场上有人破坏规则,其他人想要遵守就很难办到。
小时候,邵兴旺跟着父亲在菜市场卖菜,有时,从早持续到晚,菜都卖不完,大部分绿叶子蔬菜已经坏掉了,只能倒掉。
经济上的损失自然是小事情,可时间上的成本谁也耗不起。
农贸市场外的人,早早卖完了菜,而且早早回了家,等他们到家后,别人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蔬菜整理完毕,现在正和家人优哉游哉地吃晚饭呢。
早上11点一过,农贸市场内外就很少有顾客了。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工人下班前后的一两个小时里,还会有一波人来。但相比早上少了很多,因为大多数人会在早晨趁蔬菜瓜果、禽蛋新鲜的时候,买够一天所需。
每天,总有两个半框鸡蛋卖不完,赵雨荷的菜筐里也会剩少量的蔬菜。没办法,夫妻俩只能偷偷地加入到“流动摊贩”大军。
邵兴旺提着两筐鸡蛋,蹲守在工厂家属区大门的西侧,赵雨荷则把两筐菜摆放在大门东侧,相聚不过百米的距离。
他们没有把框子摆在一起,也是为了前呼后应,侦查“敌情”,至少在城管来了之后,有一个人能够逃跑,也就会有另一个人前来搭救,这是谍战片上常有的镜头,也是像他们这样的菜农、家禽养殖户常做的事情。
卖鸡蛋,不仅能够和形形色色的人讨价还价,还能与这些男女老少闲聊。
从小商贩身上,特别是他们大呼小叫、吵吵闹闹的吆喝买卖声中,邵兴旺能看到生活百味,能发现人生百态,至少让他觉得,卖鸡蛋这差事,并不显得枯燥,甚至比起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还显得有意思。
至少,再也不用一坐一两个小时,参加各种各样无聊透顶的会议。
在这里,心是自由的,身体也是自由的,唯一的不足是缺少安全感,常会担心被围上来的顾客挤碎了鸡蛋,担心被城管追撵,逮住了罚款。
世上没有一种职业是完美的,没有一种职业是绝对安全的。
和邵兴旺关系不错的菜农告诫他们说:“你们不是职业菜贩子,也不属于职业小商贩,没必要在农贸市场租摊位,一天不管卖多少,都得交30元的摊位费,贵,不划算。”
菜农是好心,赵雨荷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邵兴旺并不后悔自己的做法,遵纪守法总是没错的。第二天他们照样进市场,照样卖不完,照样蹲守在工厂家属区的门口。一来二去,邵兴旺和家属区门口小店铺的老板竟然混熟了。这倒不是邵兴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个教书的先生,爱看书,懂教育,很健谈,天南海北、各色人等,只要和他搭腔聊天,很少把话聊死的。
时间一长,邵兴旺和爱拉家常的人都混熟了,无论是框里的鸡蛋,还是蔬菜,只要摆在他的面前,基本上一两个小时也就卖空了。
裁缝铺子的李秀珍,邵兴旺最为熟悉。她心肠很热,一看到邵兴旺蹲在墙根卖鸡蛋,常常主动给他倒杯热水,这让他非常感动,逢人便夸李秀珍的种种好处。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邵兴旺懂。
每天,李秀珍只要把邵兴旺喝水的大塑料杯灌满水,他免不了送两枚鸡蛋。二百多只鸡,每天总有七八枚磕破皮的鸡蛋,邵兴旺怕碎了,用塑料袋包裹好几层,单独装在三轮车头的布兜里。
刚开始,李秀珍觉得不好意思,但时间一长,李秀珍也习惯了,也就不再推辞。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李兰君还会厚着脸皮对邵兴旺说,把你那破了壳的鸡蛋全部送给她。
两个三个,邵兴旺送得起,但这一大盘子的破壳鸡蛋,邵兴旺还是有点舍不得。因为一些老年人还专门要破壳鸡蛋,就一个原因——便宜。
其实,城市里人并没有乡下人想象的那么富有,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是大的,至少在买菜和买鸡蛋的事情上,邵兴旺从他们对一毛两毛钱的斤斤计较上,就能够看得出有些城里人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买鸡蛋专挑破了壳的买,买菜也专挑那些长相差,价格低。有钱人,谁会在乎那一毛两毛。乡下人虽然穷,但因为家里有地,吃粮吃菜不需要花钱,每月开销最大的就算油盐酱醋茶以及水电费了。
土地是国家按照家里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的,虽然每人分到的土地一亩,但穷,大家都穷,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有一次,邵兴旺实在没有一毛钱的零钱给人找,被一位中年妇女硬生生地讹走了一枚鸡蛋,气得他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工厂家属区的门口不止邵兴旺一人卖鸡蛋。其实从早到晚,这里的流动摊贩就从来没停止过。
占道经营不说,卖菜人留下的烂菜叶子以及小吃摊的泔水,让这个原本并不宽阔的家属区门口,污物遍地,苍蝇乱飞。
这是邵兴旺所不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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